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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史教育读本-南开新闻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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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校史教育读本 (征求意见稿)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编 2014年12月 目 录 校名由来1 “公能”校训5 南开道路8 南开品格21 南开精神27 校 校徽校色· · 34 校 34 校 徽37 校 色40 校钟沧桑42 历史建筑46 秀山堂46 思源堂49 木斋图书馆52 芝琴楼56 西南联大纪念碑59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63 周总理纪念碑和塑像69 杨石先塑像76 陈省身夫妇纪念碑83 校名由来 1946年6月,曹禺和老舍在纽约为庆祝张伯苓七十寿 辰曾联袂赋诗一首,其中写道:“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 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 绿柳与荷塘。”这里面提到的 “臭水坑子”便是老天津人俗 称的“南开洼”,这句诗说道的便是20世纪早期南开大学从 “南开洼”走向八里台的不朽传奇。 南开洼,顾名思义,最初是指天津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 洼荒地,即今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明 代直沽八景之一的“定南禾风”与清代津门八景之一的“南 原樵影”均指此地。1901年城墙被拆除后,城里居民南移, 1 此地逐渐开拓为城区,但老百姓仍习称 “南开”。 “南开”这个校名,不是从学校初创时便有的。南开学 校源自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于1898年开设的严氏家 馆。其后三年,天津著名商业“八大家”之“益德王”家亦 设立王馆。张伯苓受聘主持严馆,继而兼理王馆,教授两家 子侄,讲授新学课程,开一时风气之先。1904年严修与张 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感而思奋,归国后即将严、王两馆 合并,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正式成立中学,校舍仍在严宅。 校名初为“私立中学堂”,后易名“私立敬业中学堂”,旋复 改称 “私立第一中学堂”。 学校与“南开”二字结缘始于1907年。1906年,天津 乡贤郑菊如将自置城南空地十余亩慨然捐赠学校,经张伯苓 交涉,换为电车公司附近这块俗称“南开洼”的地方。经过 一番周折后,学校于同年8月在南开洼起建新校舍,建筑费 由王益孙、严修、徐世昌、卢木斋及严子均等捐助,共计银 2.6万两。1907年初,学校由严宅迁入南开洼新址,同年秋 举行新校舍落成会,便依地名之故,将校名改称“南开中学 堂”,这是学校首次使用“南开”这个名字。1912年4月, 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校 名正式定为 “南开学校”。学校迁入新校址后,校舍得到扩 充,学生数量和私人捐助都有所提高,至1917年,学生人 数已满千人。 2 秉持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严修与张伯苓又分别于 1919年、1923年、1928年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 南开小学,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张伯苓复卓有远见地 开办了重庆南渝中学 (1938年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并于 1938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由私塾而中学而大学,由开创 而毁灭而继兴,到新中国成立前,南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完 整的系列学府,从南开系列学校走出的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 称号——“南开人”。 南开大学立于南开洼,兴于八里台。开办之初,大学教 室便建在中学南端的空地上。1922年,学校租定天津城南 八里台广地数百亩,起建新校舍,并于翌年6月28 日,在 八里台新校秀山堂举行了南开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暨新校址 落成礼。1934年,当诗人柳亚子到天津看望在南开大学任 英文系主任的儿子柳无忌时,南开大学已建设成为“水影林 光互抱环”的桃源仙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0 年,南开大学学生会给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希望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徽。毛主席很快便给同学们回 了信,信中写道:“来信收悉,照写于另纸。”在随信寄来的 一张八开元书纸上,毛主席用毛笔横写、竖写了三四幅“南 开大学”校名,并在自己认为满意的一幅横写校名下挑了勾。 学生会的同学们如获至宝,立即把毛主席的回信和题字交给 3 了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并与学校总务部门一起找校徽制 作厂家订制了学生用 (白底红字)和教工用 (红底白字)两 种校徽。如今,学校东门上方“南开大学”四个金光闪闪、 大气磅礴的字,正是当年毛主席的亲笔题字。 南开校友、戏剧家曹禺先生曾说:“知中国者必知天津, 知天津者必知八里台,知八里台者必知南开。”百余年前, 南开学校因“南开洼”而得名。1956年,天津市区划更名, 将原来的第七区改名为南开区,沿用至今。“南开”这个地 名也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 4 “公能”校训 南开校训不是在建校之初即明确提出的,而是在长期办 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早在南开初创之时,校父 严修便针对中国社会“私、弱、虚”的时弊,提出了“尚公”、 “尚武”、“尚实”的主张。1908年7月10 日,严修在南开 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训词中提出了“勿志为达官贵人,而 志为爱国志士”的殷切期望,并指出这即是南开设立的宗旨 所在。南开“允公允能”校训虽是在严修逝世后才正式提出, 但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据现有资料记载,1934年10月17 日,张伯苓校长在 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庆祝会上正式宣布,南开以 “允公允 能”为校训。“允公允能”的句式,出自 《诗经·鲁颂》中 的“允文允武”。“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既、又”的意思, “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 5 “日新月异”语本《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916年9月20 日,张伯苓在修 身班讲演中谈到:“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相承,春 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息而言也。吾人读此,则进取精 神自然得矣!”可将其视为 “日新月异”的思想源头。创制 于五四运动前夕的南开校歌中即融合并提出了 “月异日新” 的办学理念。“日新月异”,即要求“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 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 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为1946级毕业纪念题写的 从张伯苓夫妇墓碑拓片节选的 “允公允能”校训 南开八字校训(吴玉如书丹) 6 1944年10月17 日为南开学校40周年纪念日,张伯苓 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对校训作了具体阐释。 他针对“愚、弱、贫、散、私”的社会时弊,指出:南开学 校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 会之能力”。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 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 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他总结南开学校40年奋斗历程,提出:“盖南开过去无时不 在奋斗中,亦无时不在发展中,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 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 日病逝于 天津,其遗嘱中写到:“凡余所尝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 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 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目前南开出版物上普遍采用以及学校正式公布的南开 大学标识系统中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中文标准字 体,源自南开校友、著名书法家吴玉如于1962年为张伯苓 校长夫妇合葬墓碑撰写的碑文拓片。近百年来,南开大学在 办学实践中始终秉承“公能”校训,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在一起,筚路蓝缕,愈挫愈奋,培养了大批杰出人 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贡献。 7 南开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所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 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大学很多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产生的,那时中国积贫积弱、不断衰败,很多学堂都是为了 救国强国兴办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西方 大学源于教会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兴起的,与近代以来国家民族所走的道路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 南开大学在创办时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与国运也是 密不可分,它肇端于威海卫 “国帜三易”奇耻大辱之后,诞 生于甲午战败十周年之际,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 五四运动大潮之中,建校目的就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 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治国、强国、富国之才,带有强 烈的兴学强国的责任使命。 1898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 了“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立志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一年,张伯苓结识了 8 热心教育、倡导新学的严修,受聘执教于严氏家馆。因此, 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作为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完 整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端于严氏家馆。 1904年,时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偕张伯苓东渡日 本考察教育。通过考察,二人“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 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 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 徐图扩充”。归国后,严修将家馆变为公学,初名中学堂, 不久改为敬业中学堂、第一中学堂,1907年又更名为南开 中学堂,1912年起称南开学校,培养救国强国的人才。 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大学部经过多年筹备,1919 年秋,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刚建校时,只有周恩来、马骏等 96名学生,教师也仅有17名,设文、理、商三科。这三科 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 国”的办学理念设立的,带有强烈的“育才救国”的实用性。 初创期的这几年,是南开最艰难的一段历程,学校办学 经费极度缺乏,办学条件较为落后。1922年,学校租定八 里台附近400余亩土地,开始兴建教学楼(即后来的 “秀 山堂”)、男生宿舍、女生及教员住宅。此后,又获得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和实业家袁述之的捐助,开始兴建科学馆(即 后来的 “思源堂”)。1923年8 月,学校正式迁入八里台新 址,除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并增设预科,初具规模。 9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北部全景(马蹄湖、木斋图书馆)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南部全景(左为思源堂、右为秀山堂) 10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南开人在一片荒野之地上建起 了幽静整洁的校园,图书馆藏书达20余万册,教学设备价 值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北京大学等一批 国立大学。更重要的是,办学模式也开始从照搬外国向着“土 货化”即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的文、理、商、经等 学科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其中经济学科更是成为当时的一 个强项。1927年9 月,南开接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何廉的建议,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由何廉兼主任。 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对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 计分析,编制了在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研究 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问题和华北地区工 业化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发表了许 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出版了英文版的《南开社会经济季 刊》,并开始成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 在中国经济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拥有文理商3个学 院、13个系和2个研究所,学生429人,教职员百余人, 成为当时中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时天津民间流传着一 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碱厂)、南开和《大公报》。” 1921年9月,梁启超受邀参加南开大学开学典礼时说: “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 11 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 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 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先生自己曾经要办一所中国大 学,没有成功,所以他就对南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考察南开后称:“就中 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1930年3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 著者”。同年5月20 日,教育部视察员在评语中说:“南开 大学设备虽受经济限制,然颇能以一文钱作两文钱用,如数 学系近购有十三种曲面及曲线数学标本,为国内其他大学所 不经见者。其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教授在职 近十年,他大学虽以重聘邀约,亦不离去者。其学生程度亦 甚整齐。余等观察时,见商科二年级上经济课,男女生俱以 英语笔记,敏捷正确,全班皆然。” 陶行知先生在1934年也指出:“什么学校最出色?当 推南开为巨擘。”为祝贺张伯苓七旬寿辰,陶行知先生又手 书祝寿诗一首,云:“‘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 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他注曰:“两园桃李一 手栽”是指 “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 12 陶行知 “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诗一首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张伯苓到美国接受哥伦比 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70余位旅美南开校友在纽约聚会, 为张校长庆贺七十寿诞。正在美国访问的南开校友曹禺和老 舍闻讯后,联名写下贺诗《贺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在庆 祝会上当场朗诵,其中提到:“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 南开。”第二年,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用英文撰 写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指出:“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 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对于南开大学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北京大学陈平原教 授指出,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 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 “得天独厚”,也不是教 会大学燕大、辅仁的 “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 速崛起。 13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总体 上是蒸蒸日上的。但这一发展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和对南 开的野蛮轰炸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 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被日寇炸毁的秀山堂残迹 1937年9月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 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 日,师生开始上课。 1938年4 月,因战事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至昆明, 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三校 融合“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 统”,紧密合作,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14 南开全体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于贵州盘县合影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 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 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有832 人(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西 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应 属错列,实为832人),实际还不止这些数字。长沙临时大 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 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 多人,约占总人数的 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 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1100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 紧紧联在了一起,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默默无闻中度 过的,但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15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纂列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 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 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 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 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 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 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 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 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 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 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16 1946年4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大、清华、南开 三校恢复原校。5月4 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10月17 日, 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原址举行复校开学典礼。此时的南开 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办学规模比抗战前有了很大发展,共有 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系,学生总数达到1200多 人。复校后,南开大学“重视学术研究自由”,“强调热心社 会服务,发扬 ‘公能’精神”,“一切设备、教员皆正规化, 重视课程,考试严格,学生素质好、朴实,学习研究风气盛”。 1946年国立南开大学校庆日开学复校纪念照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0年,为南开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全国高 校实施院系大调整,原天津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及原津沽大 学的贸易、会计、企管等系并入南开,原南开大学的化工系 17 等调出并入其他高校。调整后,南开大学被确定为综合性大 学,全校共设14个系,有18个专业、3个专修科,学生 1634人,教师277人,员工273人。杨石先副校长在《新 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方针任务》报告中,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是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二是发扬学术 与提高文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这两项任务的提出,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 1958年8月13 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 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对院系专业及教学科研方向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1956年 学校成立党委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党在学校的工作得 到进一步加强。1957年,学校制订科研计划和长远科学规 18 划,此后坚持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陆续掀起科研跃进的高 潮,农药化学、离子交换树脂等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60年,南开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在此后的发展道路上,南开大学也遭受过人祸天灾和挫 折困难。所谓人祸天灾,是指“文革”期间,南开除受到政 治运动的严重冲击外,还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损失惨重。 1976年7月28 日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使我校8名教工 和23名学生蒙难,房屋震损2177 间,面积77548平方米, 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损坏43件,价值56.6万元,直接经济损 失总计500万元以上。人祸与天灾同时肆虐,使南开元气 大伤。所谓挫折困难,是指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国内高校 群雄竞起局面的出现,南开大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诸如资金困 难、排名下滑、空间受限等空前的挑战。 面对种种磨难,南开人靠着“越难越开”的精神一路顽 强走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没有得到特殊资助的情况下, 主要依靠横向联合,建成了经济学院楼群、数学学院大楼、 东方艺术大楼、蒙民伟楼、日本研究中心等。1995年,南 开大学率先通过“211工程”预审,评审专家对南开“得到 的比别人少,做的不比别人差”的实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0年,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重点共建协议,南 开大学跻身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19 新世纪新阶段,南开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主动应对 各种挑战,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津南新校区建设 这两大历史性机遇,注重质量特色,优化办学结构,改善办 学条件,调整学校布局,迈开了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 的步伐。 回顾南开大学开办以来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南开的前进 脚步与祖国的发展步伐是同步的。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2009年2月15 日视察南开大学时所指出的:“南开的道 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的;南开的品格是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南 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就是南开这所学校 的灵魂。”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南开的发 展道路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 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心系国家、淑世爱民, 丰富着中国高校担负民族兴亡的精神内涵。这是一条危难时 刚毅坚卓、忧国救国之路,是一条和平时昂扬向上、富国强 国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培育俊彦、贡献力量 之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南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 为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 20 南开品格 南开的品格就是校训所要求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校训作为一所学校办学传统的积淀和价值追求的凝练, 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师生的价值观念,也是指导学 校办学、规范师生品行的圭臬。 2014年8月9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在 “校训是什么”系列报道中介绍南开校训 21 诞生于五四运动时代大潮之中的南开大学,开办至今已 近百年。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南开形成了心系国家、服务社 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 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这些都凝结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之中。 老校长张伯苓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 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 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则 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 创造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这个解读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校训在提出时毕竟是当时那个 时代的产物,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 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张伯苓之所以提出南开以 “允公允能”为校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华民族普遍存在 着愚、弱、贫、散、私 “五病”,惟 “公”才能化私、化散、 爱护团体,惟“能”才能去贫、去弱、团结合作。因此,“公 能”校训虽然在今天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但当时却是 针对中华民族这 “五病”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6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公能” 校训的内涵解读也应当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与时 俱进。 22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要求后,学校便开始思考如何找到 “公能”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如何将中央 新提出的“三个倡导”融入早已深入南开师生内心的“公能” 校训之中。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将 “三个倡导”的24个字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之后,学校经过认真学习,提出:如果把 “公” 理解为致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家国情怀,追求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想,涵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人生操守,把“能”理解为修身报国、服务社会、践行 “公”之价值观的能力,把“日新月异”理解为追求和践行 “公能”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么“公能”校训 便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南开表达”。找到这个契合 点,便可把校训的传承、发展与践行作为载体,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期南开的办学实践和师生的校园生活, 使之成为指导学校办学、规范师生品行的圭臬。 基于上述认识,南开积极挖掘自身办学传统与文化特 质,以“公能”校训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和践行融入南开的教育改革发展、大学精神培育、校园文化 建设之中,使之更加贴近本校实际。 23 2014年10月17 日,南开大学举办 “公能”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 在学校发展战略层面,学校把实施南开特色的 “公能” 素质教育确定为办学基本战略,制定了《南开大学素质教育 实施纲要》,着力培养“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勇于创新”的栋梁之才,努力使在校生和毕业生成为模范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凝结着南开历史传统与办学 经验的“公能”校训,传承到今天,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就是,必须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认 真实施“公能”素质教育。南开历来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要求, 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结合;历来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聘请优秀教师承担基础课的教学;历来 重视“知中国,服务中国”,强调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 历来重视体育和美育,鼓励学生要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 24 精神”。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一办学传统,学校把实施“公能” 素质教育确定为办学基本战略,制定了《南开大学素质教育 实施纲要(2011-2015)》,努力培养以周恩来为楷模的“爱 国、敬业、创新、乐群”的栋梁之材。为了实施 “公能”素 质教育,学校提出要推动实现“三个转变”:在办学观念上, 从 “学科为本”转变为 “学生为本”,一切以学生成长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教育内容上,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发 展素质”,超越知识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培养模式 上,从 “以教为主”转变为 “以学为主、教学相长”,促进 学生主动学习和师生良性互动。 在具体实施操作层面,学校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的要求,通过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通过讲校史、 唱校 、诵校训、戴校徽、鸣校钟、参观周恩来纪念 馆,以及评选“伯苓班”、“周恩来班”、“杨石先班”、“周恩 来奖学金”等庄严仪式和重要活动,把“公能”校训所表达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内涵、新追求,渗透到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的教书育人实践中,使之在“爱国、敬业、创新、 乐群”的浓郁校园文化氛围中,内化为南开人面向新时代的 精神追求,外化为师生们实现中国梦的自觉行动。 为了全面推进南开特色的“公能”素质教育,引导学生 “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德智体美 25 全面协调发展,南开制订了体现“公能”要求、符合学生成 长规律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把 “公”细化为公之志向、 公之操守、公之襟怀三个方面,把 “能”细化为生活能力、 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审美能力五个方面,开展 学生自评、同学互评、辅导员点评,从而确立评价导向,通 过“公能”素质考评,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自觉践行校训所 凝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这一工作正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和完善,以期发挥 “公能”素质考评的激励引导作用。 南开 “公能”校训提出至今,80 多个年头过去了。这 个校训,既承载着百年前南开先贤教育救国的理想和追求, 也体现着新世纪南开师生对民族复兴价值引领的理解和认 同。习总书记曾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 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我 们有理由相信,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对 “公能”校训的传承、 发展和践行,必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交出不负前人的合格答卷。 26 南开精神 大学之大,首在精神之伟大,这种精神正是大学兴教育 人的根基和灵魂。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更需要这种精 神的引领和支撑。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精神,它集中 体现着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正如英国近代哲学 家荷尔丹 (LordHaldane)所说:“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 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 南开大学建校近百年来,始终坚持自身的历史传统与风 格特色,不断培育和弘扬具有南开特色的大学精神,并将之 内化到办学育人各项事业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以周恩 来、陈省身、曹禺、吴大猷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胸怀远大 的才隽英杰,成就了不同凡响的 “南开现象”。 回首南开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激励南开人奋力前行的, 正是宏阔厚重、历久弥新的南开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南开 (中学)校友同志精辟概括的——心系国家、服务社 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 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 27 “南开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 进行多种解读,但万绪归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 训始终是其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出跨越时空的特 质,历久弥新。 淑世为公、敬业乐群精神。“南开精神”是强烈爱国忧 患意识的结晶,爱国乃南开精神之魂。南开的办学者认为教 育的意义在“润身”,尤在“淑世”。“润身”是为个人私己; “淑世”是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为强国富国服务。将“淑世” 放在“润身”之先,爱国特点鲜明。同强调爱国一样,南开 的办学者反复强调为公的精神。“允公允能”的校训就喻示 着为公的精神诉求。张伯苓先生多次指出,“‘公’的意思, 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说,“余敢断言,将来做事 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 ‘为公’二字”。与“淑世”、“为 公”思想一脉相连的是 “乐群”精神。“乐群”强调个人融 入群体,强调民族团结。在南开的办学者看来,不在个体身 上培育起“乐群”的精神,整个民族就缺乏凝聚力。以上述 思想为引领,南开大学始终不渝地努力创造“淑世”、“为公”、 “乐群”的道德环境,以矫正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国人重“私” 之弊病。南开学子们长期在这种人文环境中生活学习,自然 有益于养成 “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的精 神。这是百年南开所以能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之 一。 28 自强不 、务实苦干精神。南开学校由民间力量发轫, 在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外敌入侵的艰难困苦之中 萌芽成长,从一所小学校,发展到系列化的大南开,表现出 令人惊叹折服的毅力与韧性。1937年,侵华日军炸毁南开 大学校园,师生跋涉南迁,继续为国育才的事业。抗战胜利 后,南开在所得经费甚少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很快实 现复校。1976年,南开遭严重的地震灾害,师生们在地震 棚中学习,教学科研工作从未中断。南开还有着务实苦干、 不尚空谈的传统,要求学生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拿出“苦 干”、“实干”、“硬干”的精神,不取巧,不投机。南开培养 学生以 “诚”、“真”、“信”三字为根本,推崇诚实、真实、 老实、实事求是的道德品质。一些知名的南开校友回忆道: “南开精神表现于行动者,是脚踏实地。南开校友做起事来 最忌的是只说不做,浮夸粉饰。与其作大而空洞的宣传,不 若任小而实际的工作。”南开在百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 风踏实、诚笃公信的校风,是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一面旗帜 的基础,也是南开在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力量。 开放求新、与时俱进精神。南开从来具有容纳中西文 化的开放意识。校训中的“日新月异”,既体现在南开办学、 治学的宏观思路上,也体现在南开传道、育人的具体要求上。 办学之初,南开就极力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为富 国强国之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延 29 续传统,把学校的发展放到世界教育的坐标中去定位。同时, 南开主张应时求新、与时俱进。秉持这一理念,在改革开放 初期,南开以“人所少有,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能先登” 的胆识与魄力,率先创立了金融、旅游、生物化学等诸多社 会急需的应用学科。在一些高校对恢复社会学学科心存疑虑 的情况下,南开率先开办了社会学研究班,培养出了改革开 放后第一批社会学专业人才。南开还注重以灵活的机制引导 学生及早进入科学研究的过程,使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前瞻性 的视野,又具有主动的创新能力。进入新世纪后,南开大学 更是加大了开放创新的力度,不仅在办学体制上积极探索、 大胆出新,兴建泰达学院、深圳金融工程学院、滨海学院等, 而且通过设立创新科研基金和实行“弹性学制”来鼓励学生 参与科技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创新型人才辈出,学 校发展形势喜人。 南开精神是南开办学实践中长期积淀凝练的文化特质 和师生高度认同的价值追求,是南开 “爱国、敬业、创新、 乐群”优良传统的具体阐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南 开表达。 以“爱国、敬业、创新、乐群”为核心的南开精神传统, 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又集中 体现了南开大学的文化特质、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它与“中 国精神”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30 心的时代精神也是高度契合的。 南开的精神传统是南开人的灵魂。这一精神传统,是创 建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内在动力,是南开奋发前进的不竭 源泉。它已经成为南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也必将在学校未 来的发展中进一步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日晷上铭刻的校训字样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坚持爱国道路。一所杰出大学的 发展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 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走强。作为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 与张伯苓创办,诞生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的中国著名高校,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始终以民族复兴和 国家强盛为己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 31 系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前列,团结奋斗, 尚德报国。这是一条危难时刚毅坚卓、兴学救国,和平时奋 发图强、科教强国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国家富强培育 英才、贡献力量之路。这条道路体现了南开 “文以治国、理 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宗旨。正是坚持这条道路,南开 取得了辉煌成就,南开的教育模式不断为中国高等教育增色 添彩。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发扬 “公能”品格。由张伯苓亲 自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是对南开价 值取向的高度凝练,蕴涵着南开秉公尽能、奉献创新的精神 品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全面实施“公能”素质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 务社会之能力”,不断输送公能兼济、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就是坚持以“公能”为育人之本,以创新为办学之魂,注重 内涵发展,突出特色质量,不断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就是遵循“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紧紧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 资源优势,卓有成效地提供全方位服务,推动学校发展与国 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共赢。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光大青春精神。作为汇聚优秀青 年的知识高地,南开始终充满朝气;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 32 才的重要摇篮,南开总是面向未来。这种蓬勃进取、永远年 轻的青春精神,是南开自强不息、愈挫愈进奋斗历程的集中 体现,是南开包容开放、海纳百川宽阔胸怀的生动写照。保 持这种独特气质,南开的发展就要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始终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敢于超越,勇攀 高峰;就要坚持把自身发展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坐 标中去定位,置于现代大学长远发展的宏大维度中来谋划, 制订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措施,推动学校改革和各项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 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万变不改其宗的是,一代又一代南 开人矢志不渝、薪火相传,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共同熔铸 和建构着南开人一脉相承、万众一心的精神谱系,用自己的 执着与奋斗不断诠释、践行和发展着南开的爱国道路、“公 能”品格与青春精神。 百年南开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所学校只要有一种昂扬的 爱国、救国、强国的精神,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就能拥 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正确领导 下,南开人一定会继往开来,继续发扬南开精神,不断丰富 南开精神,为科教兴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续写更加 辉煌的篇章。 33 校歌 ·校徽 ·校色 校 歌 南开校歌创制于五四运动前夕。1917年5月13 日,东 京南开同学会十数人召开茶话会,欢迎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 东运动会的张伯苓校长和南开运动员。以张蓬仙为代表的留 日南开学生在会上提出“校中宜速编校 ”的建议。1918 年末,张伯苓校长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返校后,便将创 34 制校 词的任务交给了南开教员魏云庄先生。魏云庄为前 清附贡生,时任校长室秘书兼文牍课主任,被公认为是饱学 之士,文学修养很高。在他的主笔下,蕴含着南开教育理念 的歌词跃然于纸上。 南开校歌曲谱则借鉴了西方一首经典民歌的曲调。据说 这首古老的传统曲调,原名为 “Lauriger Horatius”,19 世纪被填上新词演化成德国民 “O Tannenbaum”,后被作 为圣诞歌曲传唱,英语译为 “O Christmas Tree”。谱曲完 成后,张伯苓便将词曲完整的南开校歌交由音乐教员孙润生 审定、教唱。校 词短小而精悍,曲调悠扬而激昂,“于 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成南开真精神”。 南开校 词全文如下: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南开校歌实际上就是南开精神的颂 。“渤海之滨,白 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直接高唱出校歌的主题,指出 我巍巍南开精神发源于九河下梢、钟灵毓秀的天津。“汲汲 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意为南开人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之精神犹如水流不息、骏马奔驰,永远走在时代的 前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整句既是鼓舞南开人努力追求、 35 奋发上进,也比喻南开教育事业不断进取、前途无量。“美 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既是对南开精 神实质的赞颂,又蕴含着南开教育的培养目标,大仁、大智、 大勇、大美,真诚淳朴,儒雅谦和。由于南开校 蕴含着深 刻的教育理念和浓厚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的校歌中独具 魅力,近百年来传唱不衰,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歌佳曲。 36 校 徽 关于校徽的由来,记载着一段南开学校遭遇挫折而精神 愈益奋励的历史。1917年,天津遭遇特大水灾,9月中旬南 运河决堤,洪水涌入城区,南开学校亦未能幸免。在时任代 理校长张彭春的亲自指挥和全校教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 迁往东马路青年会,后迁至河北政法学校。张彭春在当年开 学式上发表讲演:“学生之生存在精神,不在庐舍。我师生 之精神永在,何往不可有为?岂庐舍淹没,遂能阻我之进步 哉!”师生精神大为振奋。在寄宿求学的困难时期,每名南 开学生胸前都佩戴着一枚纸制的紫白色临时校徽,时时提醒 自己身为南开人更需磨炼意志、砥砺品行、发扬精神。辗转 经年,南开师生直至转年7月才得以重返校园。此后,每年 的9月23 日,学校都要在饭厅里举行一次“水灾纪念会”。 全体学生坐在饭桌前喝粥纪念,胸前都佩戴着印有 “南开” 二字的紫白色卡片,同当年那个一样,只是下面加印了一行 小字:“民国六年水灾纪念”。 37 南开大学早期校徽 南开大学早期校徽 为纪念南开系列学校百年校庆,2004年10月17 日南 开大学启用了新的校徽。新校徽为双圆套八角星形,中间是 “南开”篆书字样,文字四周是八角星状图像,内环上方为 “NANKAI UNIVERSITY”,下方标示南开大学的建校时间 “1919”。 2004年10月17 日以前使用的校徽 2004年10月17 日南开大学启用的 新校徽 38 南开大学校徽的核心图像为八角星形。八角星形由两个 正方形叠加、结合而成,八个角皆为直角,分别指向东、西、 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一是体现“方 方正正做人”之意,二是体现南开人“面向四面八方,胸怀 博大,广纳新知,锐意进取”之精神。八角星形方圆互动, 融合东西,体现了南开大学 “智圆行方”的入世哲学、“追 求卓越”的立世哲学和 “允公允能”的济世哲学。 39 校 色 南开园马蹄湖荷花 南开大学的校色为青莲紫,又名南开紫。荷花亦名莲花, 因“华实齐生、百节疏通、万窍玲珑、亭亭物华”,而被誉 为“花之君子”。宋人周敦颐的 《爱莲说》,道出了莲花的君 子品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写出了莲花虽处污泥之中却 纤尘不染,虽经清水洗涤却不露媚态的可贵精神;“中通外 直,不蔓不枝”,写出了莲花里外贯通、表里如一、不牵扯 40 攀附的高尚品质。正因如此,莲花才能 “香远益清”,这也 是南开人历来追求的人生境界。由于青莲紫体现了南开人温 厚儒雅、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品格,蓬勃向上、百折不挠的 精神气质和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鲜明个性,一直为南开人 所崇尚和喜爱,故将其作为南开校色,校徽、校旗等一些南 开标识物均以之为色彩基调。新颁布的《南开大学章程》第 84条对校色做出了明确规定。 41 校钟沧桑 在南开大学校园内,校钟静静地悬在主楼后广场上,凝 重古朴,端严肃穆。它记载了日军侵华、炸毁南开、毁灭文 明的惨痛历史,更彰显着南开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愈挫 愈勇的奋斗精神。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校钟 42 1937年日寇毁校之前,校园里曾有一口老校钟置于思 源堂西侧,以4根弓形梁柱做支架,悬挂在约2米高的台基 上。这口老校钟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铸造,原为德国送给李 鸿章祝贺寿辰的纪念钟(一说德国皇帝赠送给清政府的礼 物),铜钟钟面铸有整部 《金刚经》,重达13000余斤,后李 鸿章将此钟施于海光寺。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日军 占领海光寺后,把这口钟转送给英租界工部局,作为消防警 钟悬挂在维多利亚公园(今解放北园)。直到1918年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租界工部局才将大钟归还,其时,海光 寺旧址已被日军占领,划入日租界范围。1930年,张伯苓 校长见海光寺主持还俗,大钟废置可惜,与当局几番交涉后, 将大钟移到南开大学作为校钟。 1931年6月20 日,南开大学举行第九次毕业典礼暨校 钟开钟礼,因当年毕业生共34人,故撞钟34响。据刊于当 年《北洋画报》上《八里台听钟记》一文记载:“钟甚大, 悬朱红铁架下,掩映绿树丛中,下有高大之石基,周雕花纹, 古模而典雅,其声沉着雄浑,坐礼堂中听之,其声锵然,若 在古寺……”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南开师生为铭记国耻, 曾鸣钟3 日,先敲9响,次敲1响,再敲8响,钟声轰鸣, 声震方圆数里。此后,这口用于每年开学或毕业式等盛大庆 典的校钟,便成为悬挂在南开师生心中的警钟。1937年7 月29 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30 日,校钟与一批图书、仪 43 器设备被日军掠走,从此下落不明。抗战胜利后,张伯苓校 长曾致函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恳请其注意搜访抗战 时期被日军掠走的南开校钟,但终无音讯。 1997年重铸的校钟 1997年7月,在南开大学被侵华日军炸毁60周年之际, 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南开校友纷纷捐款,重铸校钟。校 钟悬挂在铜铸钟型支架的横梁上,重逾3000公斤,高1.937 米,寓意南开人牢记1937年日寇侵华毁校的国耻、校耻。 钟的周边雕刻着60枚校徽图案,寓意南开遭受日军轰炸后 60载的历程。钟与钟架衔接的钟钮两面是卢沟桥石狮造型, 象征“七七”抗战烽火的历史见证。钟上文字由著名书法家 康殷、康默如先生书写。钟上面南一侧是“南开”两个大字, 面东一侧是校 ,面北一侧是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44 面西一侧是我校王达津教授撰写的80字校钟铭文。铭文如 下: 河海泱泱,立学启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 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仇寇肆狂; 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喤喤; 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 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校钟上铭刻的 “南开”字样 新铸校钟是由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南京静 海寺“警世钟”设计者王钟泉设计,江苏冶金机械厂铸造的。 校钟的钟槌与警世钟的钟槌同出自一棵有着80余年树龄的 檀木,堪称一对孪生姐妹。南边的警世钟和北边的南开校钟 遥相呼应,提醒国人毋忘国耻!警钟长鸣! 45 历史建筑 秀山堂 秀山堂和李纯铜像 秀山堂是南开园内第一座以捐资人名号命名的建筑。 李纯 (1874-1920),字秀山,天津人,毕业于天津北洋 武备学堂,1917年任江苏督军,并兼苏、皖、赣三省巡阅 使。1919年,严修偕张伯苓南下,游说各地,募集办学经 费。行至南京时,李纯慨允愿为南开大学募集20万元,同 46 时广泛发动北洋军政要员为南开捐资。南开大学成立后,李 纯专门发来祝词,其中言到:“我南开私设大学既为倡始, 尤所爱国诸公相继兴起,庶愈推愈广遍于全国,将来教育勃 兴,人才蔚起,图富图强卓然有以据其大本。自兹以往,安 知我中国大学不足比美国大学?安知中国人才不足比于美 国人才?安知我中国国家不足媲美于美国家?” 1920年10月,李纯暴病去世,遗书致其二弟李桂山, 嘱将其遗产的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作为学校永久基本金 以作纪念,另四分之一财产捐施直隶赈济灾民。1921年4 月1 日,李桂山的代表赵星五在天津懋业银行会见严修的代 表武问泉、校董卞俶成、校长张伯苓及庶务课长华午晴,当 面交到李纯遗嘱捐助南开大学基金民国元年公债券218.8 万元,又现洋48元整,总计约合50万银元,当即存入懋业 银行,以期按年生息,作为学校常年开支。李纯被南开学校 董事会公推为南开大学创办人,李桂山为基金管理员。 47 李纯铜像 1922年5月,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新校址动工起建校舍, 至转年6月建成讲室楼一座,命名为 “秀山堂”,共两层, 占地3079平方米。6月28 日,南开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在 秀山堂举行,21名身穿仿美国式学士学位礼服的毕业生, 受到各界来宾的欢迎和祝贺,张伯苓、梁启超相继祝词,然 后颁发毕业文凭。同时,学校举行了李纯铜像奠基礼和新校 址落成礼,并于1924年校庆日当天正式举行了李纯铜像揭 幕典礼。当时南开大学文、商科的教室、图书馆、大礼堂及 行政办公室均设在秀山堂内,这里俨然成了学校的中枢。 1937年7月,秀山堂被侵华日军炸毁,李纯铜像亦被劫掠。 1971年,学校在秀山堂原址基础上重建地上一层和部分二 层,作为南开大学幼儿园沿用至今。 48 思源堂 思源堂 在南开校园中心花园南侧,有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 思源堂,建筑面积3952平方米,共三层,高台上的六根罗 马石柱是整幢建筑最富特色的部分。作为南开园内完整保留 下来的老建筑,朴素庄重的思源堂,见证了南开大学近百年 来的风雨沧桑。 思源堂由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 实业家袁述之先生共同捐资兴建。1922年12月初,美国罗 氏基金团派驻华代表到南开大学考察理科教学情况,并旁听 49 了化学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一堂定性分析课。邱宗岳在美国 克拉克大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执教南开,创建化学系。 他讲课语言简练,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熟悉化学科学前沿 学术情况,使美国代表对南开大学教学水平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罗氏基金团决定为南开大学捐助12.5万元,用于科 学馆的建设和仪器设备的购置。至今,南开园里仍流传着南 开教授 “一堂课换来一座楼”的佳话。 罗氏基金团在捐资兴建科学馆的同时提出,要以学校自 筹一半建筑费为条件。正当张伯苓校长筹措无着之际,袁世 凯的婶母袁太夫人得知此事,即命儿子袁述之认捐。于是, 一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实业家袁述之先生奉母之命,为南 开大学慨捐7万元建筑费,使科学馆得以于1923年4月顺 利兴工,至1925年秋正式竣工。当年的《北洋画报》上专 门报道了此事,称“中国妇人,斥巨金,建大学者,自袁太 夫人建南开大学科学馆始”。这座科学馆之所以又名思源堂, 既有“饮水思源”之意,亦有“思袁”之意,以此纪念两方 捐资者。1925年10月17 日,南开大学举行科学馆开幕式, 捐款人袁述之及美国罗氏基金团代表莅会致辞,并邀请著名 学者翁文灏作《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的专题演讲。 50 思源堂旧影 思源堂建成后,南开大学理科四系 (算学系、化学系、 物理系、生物系)的教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馆内,图书馆也由 秀山堂迁入科学馆二楼。1932年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不久, 也搬到思源堂的一间大教室。当时,思源堂门前的莲池中遍 植荷花,池内备有小船。1937年7月,思源堂在日军轰炸 中部分受损,后被日寇用作“天津日本中学校”,莲池亦被 填为平地。 1948年,由中国地下党组织的全市青年“五四” 纪念活动在思源堂举行,各大、中学的同学和部分工人、店 员、教职员集会于此,思源堂挂上了“科学”匾,升起了“民 主”旗。1952年后,该楼定名为 “第二教学楼”。1998年, 思源堂被列为天津市重点保护二级历史风貌建筑。2004年, 经南开大学研究决定和天津市文物局批准,对该建筑进行了 清洗和修补工作。九十多年来,当年由邱宗岳先生亲自设计 和督建的思源堂,经受住了日军炮火轰炸和唐山大地震的考 验,依然屹立在南开园中,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 51 木斋图书馆 木斋图书馆 木斋图书馆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其捐建人 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刻书家卢木斋先生。卢木斋 (1856-1948),名靖,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人。在清 末担任直隶、奉天提学使期间,他先后捐建了天津、保定、 沈阳图书馆,又在各地创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及专业学校 数十所。民国时期,卢木斋归隐天津,把精力和资财投入教 育和图书馆事业中。 52 1923年南开大学迁往八里台新址后,由于资金短缺, 尚无条件修建独立、像样的图书馆。1927年,卢木斋从老 友严修处得知此情,在其外甥、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的积极 奔走下,慨然允诺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工程 交付天津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建造,为确保工程质量,兴建过 程中卢木斋以74岁高龄多次亲往现场督工指点。图书馆历 时一年顺利竣工,南开大学于1928年10月17 日南开学校 24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新图书馆落成庆典,严修、颜惠庆 等中外人士四百余人出席观礼,卢木斋亲致贺词,并将图书 馆钥匙交给校长张伯苓。为感谢卢木斋先生捐资嘉惠南开师 生的义举,南开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 “木斋图书馆”,以资 纪念。 为充实馆藏,卢木斋以其家藏中文书3万余卷捐赠图书 馆,在他的带动下,李典臣、严修、李组绅、颜惠庆等亦先 后向南开大学捐赠藏书,加上历年购书,至1934年,图书 馆共有中外文书刊14.5万余册。馆藏中除数百种元明善本 以外,尤以数学书刊的质量为当时国内罕有,各国最重要的 该学科期刊都很完整,来访的外国学者亦称羡不已。 53 木斋图书馆纪念亭 木斋图书馆以美观、坚固、实用著称,楼为丁字形,建 筑面积约3600平方米,馆内有可容纳20余万册图书的大书 库及400个座位的阅览室,楼下有研究室、期刊室多处。当 时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 都在这里办公。馆内还特设区域分别陈列校园微缩模型及照 片,展示南开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程。当年柳亚子先生曾到 馆参观,赋诗赞道:“百城南面足论功,堂构巍峨缔造雄。 十万万轴,教人长忆木斋翁。”为表彰卢木斋先生捐 资助学的义举,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明令褒奖,特授予 其一等奖状,南开大学也于次年在图书馆前建成碑亭以示纪 念。 54 可叹的是,木斋图书馆仅存世9年,就在日寇的轰炸焚 毁下被夷为平地,所藏图书亦大部被日军劫掠。抗战胜利后, 南开大学从日本追回图书194箱,在每本劫后幸返故里的图 书扉页上,特地粘贴了“民国二十六年此书被日寇劫去胜利 后由东京收回刊此以资纪念”的标记。1951年,南开大学 在木斋图书馆原址上重建了图书馆,卢木斋先生的后人遵其 遗愿再度捐资。1958年,位于新开湖畔的新图书馆 (即今 天的图书馆老馆)建成投入使用,木斋图书馆改作学校办公 楼。 55 芝琴楼 芝琴楼 芝琴楼是南开大学最早的女生宿舍楼,由天津人陈芝琴 先生于1929年捐资兴建。陈芝琴(1875?-1947),幼读诗 书,长习英语,精通会计,早年做洋行买办,后转至天津英 国海关,直到退休。他为人风趣乐观,急公好义,是张伯苓 的知交好友,两人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任事,可谓 志趣相投。陈芝琴关心南开成长,热心南开事务,曾担任南 开大学商学会顾问,陈家子弟亦在南开学校读书。 56 南开大学自开办后的第二年即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 同校。刚建校时,学生少,上课、住宿都在教学楼里。1921 年暑假后学生人数增加,女同学也比往年增加,学校便租赁 校外一所民房为女生宿舍。1923年大学迁入八里台新校址 后,将临时女生宿舍设在柏树村教师住宅的两套住房中。至 20年代末,南开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400名,女生人 数也达到几十人,建一座专门的女生宿舍已迫在眉睫。陈芝 琴先生得知此情后,于1929年为南开大学慨捐3万元建造 女生宿舍楼,位于秀山堂以西,1930年建成后命名为 “芝 琴楼”。 芝琴楼是一座状如长方盒子的小楼,长约40米,宽约 20米,背后有个凹,占地约800平方米。陈芝琴先生不是 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虽家境宽裕,但主要是靠其不菲的收 入和严于律己、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积累而成,3万元对他 而言已是勉为其难、几番筹措。但就是这样一幢小楼,却解 了南开大学的燃眉之急。学校安排了专门的女生指导员,在 女同学自治会的配合下管理女生宿舍。由于管理严格,且在 地理位置上与男生宿舍相隔甚远,故芝琴楼曾一度被戏称为 “紫禁城”。 当年的芝琴楼前遍栽桃花,成为南开园中的独特风景, 这其中还流传着一个南开师生爱国抗日的动人故事。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态势,驻扎在天津海 57 光寺的日本兵几乎每天都要到南开园里寻衅闹事。他们得知 芝琴楼是女生宿舍,早就不怀好意、虎视眈眈,扬言要在该 楼周围种上日本的国花——樱花。张伯苓校长马上找足智多 谋的段茂澜教授商量对策,连夜在芝琴楼周围种下桃树。日 本人发现后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1937年7月底,日寇野蛮轰炸南开大学,芝琴楼二层 以上全被炸毁,一层大部受损。学校南迁后,陈芝琴先生又 于1939年捐助重庆南开中学建筑费2.5万元,楼成仍命名 为 “芝琴馆”。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北返复校,芝琴楼经 过修缮,仍作为女生宿舍。1947年陈芝琴先生突然在津病 逝,其治丧和后事安排都是由张伯苓亲自主持的。1954年, 学校修复芝琴楼,充当教工宿舍和留学生宿舍,后来成为招 待所。1976年大地震使芝琴楼再度被毁,修复后改作行政 办公的补充用房,现为南开校友总会办公所在地。这座几度 损毁、几度修复的小楼,在南开园内虽不起眼,但却值得我 们铭记! 58 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日寇炮火轰炸,被迫南迁, 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南迁昆 明,成立了举世闻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 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务。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全体 师生秉持“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和衷共济,精诚合作, 共度了 “笳吹弦诵在山城”的八年联大岁月。“八年之久, 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 音合奏,终和且平”,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绚烂的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三校即将北返复校之际,为纪念这段珍 贵历史,联大师生在校址上树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以此 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59 南开大学于1988年树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南开大学于1988年10 月17 日在校园内马蹄湖西岸树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纪念 碑由主碑、三校校徽及纪年的基石三部分组成。主碑是由3 个石块黏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镌刻着原南开 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教授撰文并书写 的碑文,落款日期“1987年11月1 日”是长沙临时大学开 学50周年纪念日,西南联大以11月1 日为校庆日。 这座联大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碑 集三校之俊彦,育四海之英才。安贫乐道,师生同济;科学民 主,壮志满怀。念八年昆明之既往,迎廿一世纪之即来。 黄钰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60 三校校徽分别刻在3块石板上,3板树立组成三角形, 板与板的连接处上方镶着西南联大校徽,象征着三校团结合 作组成西南联大的历史。9 块镌刻着年份的基石 (1937-1945),则象征着联大八年的艰难历程和光辉岁月。 南开大学于2007年树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2007年9 月13 日,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南 开大学又在校园大中路西侧尽头重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这 座从云南昆明联大旧址复制的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 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由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 文,与罗庸先生填词的西南联大校 《满江红》一阕互相辉 映,堪称 “双璧”,与闻一多先生为联大纪念碑篆额齐名, 世称 “三绝”。 61 西南联大纪念碑树立和传承的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 校共同塑造的联大精神。 这是一种团结合作、兴学抗敌的精神!联大八年,三校 之所以能求同存异、合作无间,除“通家之好”的历史渊缘 外,最重要的是三校对于办学救亡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担 当,因而能够置各校局部利益于度外,并且能够与抗战相始 终。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记述的:“维三校,兄弟列;为 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这是一种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八年之久,联大 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 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 谔”,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责任使命的勇敢担当。 这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 阴,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由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战后复员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 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 (战后复员南开大学任数学系 教授)书丹。这份名录向世人讲述了联大师生强烈的家国情 怀,鲜明表达出西南联大全体师生对于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 1100多名师生的崇高敬意。这是西南联大价值观中“爱国” 的集中体现,并成为中国和世界教育史的 “一绝”。 62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 在南开园内马蹄湖与思源堂之间的中心花园里,敬塑着 南开创办人——校父严修和老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每逢 他们的诞辰和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要到此凭吊。 校父严修半身铜像 老校长张伯苓半身铜像 严修 (1860-1929),字范孙,为清朝名翰林,做过翰林 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 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甲午战败 使严修备受震动,他深感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而要 变法维新,非要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严修上书光绪 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后辞官回津,致 63 仕家居,将严氏家馆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并为子弟们 聘请了一位新学教师——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后以其字行世,1895 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 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 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 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办理接收 和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接收时 先下太阳旗,后升黄龙旗,仅过一日,改悬米字旗。他悲愤 填胸,深受刺激,深刻认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 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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