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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写过闪亮特稿的记者们今天都干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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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写过闪亮特稿的记者们今天都干嘛了

  三个月前,瑞士伯尔尼Reportagen记者节,中国记者杜强的作品《废物俱乐部》,从全球九百多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第三名。这也是第一个国际性的非虚构写作奖。

  一身深色西服,那天的杜强与之前那个采访时经常脱掉衣服“邋遢”地在大街上行走的形象截然不同。没有任何音乐陪衬的颁奖台上,西装革履的他能清晰地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

  时光回到2003年,《举重冠军之死》横空出世,《南方周末》刊发的这篇稿子宣告了中国新闻特稿时代的到来。

  “就在岳父借钱的这个当口,像是一栋被侵蚀太久的庞大建筑物,才力的健康状况突然间开始崩塌了。刘敬玺拿着300块钱站在走廊里,正在考虑该再向谁开口的时候,他的女婿进了病房,在住院记录上,他当时的血氧分压值已经只有20,血细胞却高达17000,已经显示出呼吸衰竭的征兆。”

  平行蒙太奇和文字的结合,赋予了文章电影一样的紧张感,《举重冠军之死》给平静的新闻写作模式带来了爆炸性的效果。

  不光同行,读者也对此相当买账,豆瓣上有读者表示:“我不得不说,能做一个有良知、对这个世界有呐喊的记者是多么的难得。”

  “今天做媒体,它的价值在哪里?”《举重冠军之死》作者、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曾这么表达他的理解,“世界已经变化了,媒介、媒体、新闻剧烈变化的同时,有一个永远不会变的部分:故事。”

  透过一位冠军的死亡,人们看到了他的生活、他的家人、他的经历,更能看到社会和人性。

  早在40年前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就为《Esquire》写了一篇名为《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的文章,讲述了洛杉矶汽车改装发烧友的故事。它被称为“新新闻”,是一种借助小说技法来写作真实事件的文体,注重对场景的建构、对心理的刻画、对细节的捕捉。让人们读着讲述现实的新闻,却能够获得观看电影一样的心理感受。

  这种新闻的“写实风格”浪潮,最终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在普利策奖中作为独立的一项被保留了下来,被今天更多的人称为“特稿”。

  现在已在腾讯工作的杨瑞春,回忆起当年在《南方周末》带领特稿团队的工作时光,依然充满了自豪。“李海鹏、南香红、张捷……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都是这个特稿梦之队的成员!那个时期集中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特稿经典作品,奠定了南周特稿在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地位,成为中国特稿发展的引领者。我和张捷还编著了一本《南方周末特稿手册》,是那段时期探索的记录和心得。”

  杨瑞春当时从专题部转去新闻部当主任,同时自己编辑头版,开始有机会尝试把特稿和一些重大的南周传统题材做结合。写新闻模式在多篇稿子出来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调查报道原来可以这么写。正是在这种摸索中逐渐开创了中国特稿之路,一批经典作品的诞生也奠定了南周特稿在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地位。

  她当时作为编辑,与李海鹏合作报道了包头空难,在调查结果不可能短时间突破的情况下,记者把笔墨着重落在多人视角下的最后空难时刻,震撼的描写犹如大片,而航班上悲情命运的群像,凸现出无常之痛。

  后来加入腾讯后,她打造了一档明星名人演讲的视频节目《星空演讲》,她让姚晨讲述中年女演员的职场困境,让怯于表达的赵丽颖说出了内心的强大,让她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节目播出四期累计播放量达3.1亿次。“我们希望做的是能够记录这个时代,甚至是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一些事情。”从传统媒体切换到互联网,杨瑞春把南方周末那套讲故事的心法用得轻车熟路。

  “就在常德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老鼠开始频繁出现在常德街上,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

  如同中世纪的黑死病像死神一般盘旋在欧洲头顶,这段文字让今天的人们仍清楚地感到窒息。为了揭露日军侵华期间采用细菌战的残酷行径,《南方周末》当年指派南香红进行采访。写新闻模式这个系列文章即使在她离职后仍在更新,至今已断断续续创作了16年,成了南香红自己派给自己的历史使命,无法推卸给别人。

  “新闻从业30多年来,我写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做过各式各样的选题。但并没有像熊瞎子掰苞米式的搞一个丢一个,而是在一些领域深耕。野马,我写了它们在大自然中的生存与死亡的连续剧;新疆的历史文化,我做成了系列;北京旧城改造的历史和现实的纠葛我了然于心;灾难报道,我进行了特别的研究;细菌战,成了从2002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写作项目。”

  “南香红固然具有观察事物的敏锐直觉,捕捉细节的超常能力,力透纸背的写作才华,不过,比起这些优异的秉赋,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敬畏和谦卑,更值得我们珍重。”前南周总编辑的江艺平女士如是说。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平均每晚有155人出生,99人死亡,这些生命大多开始或结束于全市医院的共94735个床位上,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位于城市北郊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条线个电线个会是高危来电。‘我就想在这个世上留下最后的声音。’——这是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女孩站在楼顶上打来的,她只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她站的楼层跳下去是不是肯定会死。她只允许接线员最多说三句话。才工作两个月的接线员王景娜,把三句线分钟,最后让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成功。”

  写出《北京零点后》时,王天挺还只是在《人物》每天拿着50元补贴的实习生。

  《人物》的官微在2013年2月28日00:01分发布了《北京零点后》节选,并发起了#分享你的零点后#活动。写新闻模式在阅读早已碎片化的时代,这篇6000字的长文,竟引发了数以万计的转发和讨论。

  人们意识到,北京不再是由光鲜亮丽的人和物组成的符号,而是无数小人物们挣扎、努力、搏命的真实所在。

  “它是《人物》杂志改版后互联网上传播最广,美誉度最高的特稿之一。”后来《人物》的副主编、文本编辑林天宏这样评价道。

  六年过去了,虽然王天挺本人会觉得,总这样被一篇文章捆绑住,有点没劲,但即便到现在,还会有人被他文章中描述的一个个小人物弄得鼻子泛酸。

  “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当收集完材料、准备写作的那一刻起,你必须要拥有那种信念:这个故事,没有人会比我讲得更好了。这不仅是一种使命,更是必须履行之义务。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式和质感,这与卡波特之于他的母亲,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或是何伟之于涪陵并无差别。想想看,你的外祖父母/城市曾经是如何跟你讲故事的? ”王天挺这么理解讲故事的真谛:“我写了七八年的故事,也看了很多本教人如何写作的书。但到头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马尔克斯的那句话,我们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

  “他看到我,手抬起来,指着我,完了又收回去,在脑袋那这样一下,弄了个枪毙的姿势,脸上还带着笑,就跟杀二副王永波时候我看见的一样。”

  从人大毕业五年后的2016年1月14日,杜强写出了《太平洋大逃杀》。33人的渔船,22人被杀,尸体抛入太平洋。这个悲剧性事件在杜强的报道下迅速引爆社交媒体,乐视影业更以近百万的价格买下影视改编权。

  “我非常‘享受’采访的过程,在东北县城寻找《太平洋大逃杀》的主人公赵木成,当看到他仿佛少年时伙伴的形象,内心感到无比亲切;还有《废物俱乐部》,在跟三和大神一起光着膀子走在深圳街头,我们能体会到那种绝望的自由。”

  在此之前,在《南方人物周刊》工作的三年里,杜强时常会思考,“如果我们被甩到了日常经验的边缘,去经历这些惊人的、可怕的事,这些考验人性的时刻,我们自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一个个在中国新闻界闪光的名字,用精彩的故事撬动了整个社会的思考。而他们深厚的笔力与敏锐的洞察力,无不是在长年累月的训练中练就的。

  “过去传统媒体还很兴盛的时候,新手都会经历3—5年的学徒期,每天都在练习写作。老编辑们会分享各种技法,严格要求。如今写作的训练场没有了,写作的斗兽场依然真刀真枪,拳拳到肉。少年依然向往江湖,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少林寺和老师傅。”

  前南方周末记者、现短视频公司“发光体”CEO陈鸣的描述,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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