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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治小国不若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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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治小国不若烹小鲜

  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的成就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一个高智商的人,必然出于一个高智商的家庭,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在宣传一种令人别扭的“血统决定论”,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精英主义论调,多多少少又让人感觉到一些基于智商的傲慢、偏见与歧视,不那么令人舒畅。

  敢于说出这种话的,是一位叫李光耀的老人,这位新加坡的“国父”于3月23日仙逝,又一次引来世人强烈关注。

  在1965年刚刚获得独立时,新加坡还是一个极为贫穷、政治极为腐败、社会生活杂乱无序的国家,短短二十年时间过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已经以政府廉洁、经济发达、国家有序等著称于世。李光耀和他的国家的成功,在于熟练而又创造性地运用了政治实用主义,使新加坡的每一步进程,都最大程度避免了风险,而又最大程度达致了效率。正如李光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力提供“亚洲价值观”一样,指导这位政治家的从政实践的,不是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而是儒家倡导的积极有为。

  在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为李光耀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辞中,李光耀的政治智慧,被概括为“以廉反贪”、“以法去乱”、“注重和平而避免冲突”、“协调种族而拘除仇视”、“带领新加坡走向富强之路”等。无论在经济发展、政治建构、社会整治还是族群协调、文化融合等方面,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都为小型国家的现代治理,做出了典范。

  然而,在新加坡建立起它自己的那套治理体系的时候,一边人们看到了它的显著成功;另外一边,西方国家又给新加坡冠以“威权主义”之名,认为它专制、不讲人权,对它的政治运作颇有杯葛。

  这些指责一度使西方国家看起来站在了人性和文明的高处,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哪一种治理模式才更能保持长久有效,却有了新的分别。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面临着治理危机。以往国际社会中的“模范生”——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困境,就更加令人扎眼。

  西方的窘境因何而来?可以说是政治的惯性。任何初始设计得当、实际运行良好的制度,都会在日久天长中产生制度磨损,导致制度失灵。有如一辆自行车,刚出厂时链条良好得力,经年之后就慢慢出现问题。具体到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利益集团绑架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如金融、农业利益集团,威胁、利诱、逼迫国家按照它们的意志行事,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

  新加坡的经验在于要保持政府的强势和独立性,也因为这一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指责新加坡缺乏民主和人权保护不足。但对照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衰败,新加坡的做法却更显智慧。一个迎合利益集团,或者一味从于“民意”的政治,可能一时会表现出良好局面,但却不一定能够长久保持治理的有效性。

  好的政治不是看起来让人舒畅的政治,而是能够长期保持有效治理的政治。李光耀时代的权威主义,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都不是坏事,一个是,它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所展现出来的有效性,保障了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活力、社会稳定和政治有序。二是从它进一步成长为所谓“民主国家”的远景来说,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对公民的严格法律约束,也是必要的过程。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密尔就曾经极有智慧地指出:专制国家能使民众受到训练,使公民至少懂得应遵纪守法,而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前提。

  在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葺尔小国成长为闪亮耀眼的发达国家后,有没有一种普遍的“新加坡模式”,可以供与其他国家来作借鉴?

  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学习,但盲目相信“新加坡模式”,却又并不明智。李光耀的所有做法,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新生的小国,在夹隙中的生存智慧。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必须保持高度的国家效率,政府不可不强,如果片面顺从“民意”,就可能导致无法决策、危及国家生存。其二,必须保持平衡外交,与周围国家、区域外大国,都致力于形成均衡,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新加坡的安全。

  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强势政府、“大国平衡”战略,对新加坡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又对应于新加坡在过去大多时候的诸多特性:新生国家、发展中国家、弹丸小国。也许,这对于其他类似小国,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供借鉴,但对一些较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则就未必。治大国如烹小鲜。较大规模国家与较小规模国家的需求与心理,是不一样的,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早就谈论过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小国追求安全和富足,大国追求强大和责任。

  没有一般化的政治,政治乃是基于具体国情做出的具体选择。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和具体做法,对新加坡自己来说是最好的,但其他国家在观察新加坡的经验时,一定要注意到它所生长的具体土壤。

  中国人对于李光耀和新加坡,在怀有一种基于同种的关念情感的同时,又对李光耀的一些言论和新加坡的一些选择,而时有疑虑。

  李光耀曾劝说不要支持东南亚的组织,而在一些国家兴起“”时,他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称,“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李光耀对中国复兴的态度,让人感觉有些暧昧,近年他大力主张要拉住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被很多中国人解读为是在抑制中国。

  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来论,李光耀的这些言论,其实并非不可理解。新加坡与中国在地理上不接壤,并不是中国的邻居,它的主要国际生存空间,是在东南亚区域。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的一员,首先要考虑它的想法与做法,能否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并有利于它在东南亚国家中获得影响力。它如过度显示向中国亲近,东南亚国家会不会把它当成“以色列”? 新加坡也有它的难言之隐,恰如李光耀在他2010年出版的《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表明的那样。

  李光耀又是不吝言词为中国说好话的一位政治家。他声言海峡两岸迟早将统一,为此让政府极不感冒;他断言中国将在西太平洋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认为中美并非零和博弈;他还提出中国不能、也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他被称作为中国向西方世界靠近的引路人,对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握手和实施改革开放,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总体来说,李光耀也是一位对中国建言颇多、于中国也有很大帮助的政治家,中国政府因此视他为中国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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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的成就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一个高智商的人,必然出于一个高智商的家庭,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在宣传一种令人别扭的“血统决定论”,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精英主义论调,多多少少又让人感觉到一些基于智商的傲慢、偏见与歧视,不那么令人舒畅。敢于说出这种话的,是一位叫李光耀的老人,这位新加坡的“国父”于3月23日仙逝,又一次引来世人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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